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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禁足”期间法国精英的思想远行

发布时间: 2020-05-18 15:45:43   来源:欧洲时报 浏览次数: 评论:0

【欧洲时报】旅法学者、作家郑鹿年5月11日称,由于新冠疫情肆虐,自从2020年3月17日开始,法国政府实行“禁足令”,除特殊理由,如购买生活必需品、就医、在一公里方圆散步等,不得出门。由此,我往常和朋友的餐聚、酒会、茶话嘎然而止,极感失落,盖因这些聚会之于我,乃是像空气和水一样必不可少。

我侨居法国三十余年,结交了许多各国朋友,当然大多是法国人。我特别喜欢和法国人聊天,因为既可以“形而下”,谈吃谈喝谈性;也可以“形而上”,谈哲学谈文学谈政治。因此,和他们聚会聊天,成了古稀之年的我保持头脑活力的三大源泉之一(其它两个是读书和参与社交媒体)。“禁足”期间,我每天通过电话和邮件,继续与他们交流想法,可是没有了好酒美食佳茗的陪伴,总是不能尽兴。

当此“解禁”之际,应作家朋友申赋渔之请,向部分法国友人发起了“调查”,了解他们在“禁足”期间“何所思”。响应者众,涉及面广,有寥寥数语,也有长篇大论,限于篇幅,择其要者,概录如后。

朋友们的想法,有反思,有警示,有回顾,有展望,有尖锐抨击,有深刻剖析,有乐观,也有悲观,可惜的是限于时间,未做更广泛的调查,再者限于我的社交圈大多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,与其它阶层尤其底层百姓交往很少,所见未免管窥蠡测,非常片面了。作为笛卡尔的传人,法兰西民族确实不愧为一个思考的民族。

前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(Joël Bellassen)

“人所有的不幸都来自于一件事,就是不会待在房间里休息。”当新冠病毒来袭,人们在恐慌中“禁足”,才体会到帕斯卡尔这句名言的深奥哲理。

我们即将“解禁”,小心翼翼地像走出庇护所一样走出家门,去回归社会,重新拥抱生活。此刻,我感觉我们中的一些人变得比从前丰富了、强大了。从某种意义来说,“禁足”提供了一个哲学思考的机会,它使我们有机会摆脱日常生活的喧嚣和急迫,从而与自我保持一定的距离,思索一些关于存在的根本问题。蒙田或许会从中寻得热爱生活的新的方式,古代的伊壁鸠鲁会更坚定地享受自由和品味人生;至于卡缪,他会剖析治国者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的各种反应,帮助我们参透这场灾祸的深层含义。

在“解禁”之际,我最深刻的体会是:我们每个人每年应该自行“禁足”若干天,以回归万物的理性本原。

巴黎大学教授,国际谈判问题专家奥利弗·富尔(Olivier Faure)

在疫情突如其来,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,马克龙政府匆促应对,这场考试如果打分的话,只能勉强及格,不过说实话,即使换一个团队,答卷也未必更好。

唉,可爱的法国人,我的同胞们!要限制他们的自由是多么困难,给他们的权利一份不让,多多益善,要他们尽义务、负责任那就对不起了。中国传统里固有的“顾大局、识大体”的观念对他们是陌生的。当然,我说的“他们”也包括我自己。

对于我,禁足不禁足没有区别,因为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关在家里,筹备明年在美国出版的关于国际谈判的著作,只是预定去东亚(包括中国)的考察因为疫情取消,可惜。

有一种说法:疫情过后,社会会“大变”,人也会“大变”。我不相信会有什么“新社会”和“新人”,变化肯定会有,但不会是根本性的。谢天谢地!

原法国核能公司法马通(Framatome)高管,中国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法方负责人之一迪米特里·弗洛罗斯(Dimitri Floros)

一场大的危机需要反思,但是反思需要时间和空间。所以我目前的想法只是“灵光一闪”。

我退休后出任本地区居民联合会的会长,我们所处的是“红色警报区”,即疫情高发地带。在“禁足”初期,人们出于恐惧,比较守规矩,但是当马克龙宣布5月11日“解禁”之后,法国人“自由主义”的本性就开始暴露,警察也眼开眼闭,路上行人越来越多,基本没有人带口罩。

掌控危机需要威望崇高的“强人”,法国已经没有戴高乐了,当今的民选政府其实并不代表大多数选民,以市级选举为例,当选的市长一般得票率只有60-70%,算上没有投票的,那就只有30%。这样的政府有多少号召力呢?

在这种情况下,马克龙/菲利普政府的表现也算可以了,反正换了别人也不会比他们强。法国对“违规”满不在乎,政府也强硬不起来。

反观我的祖国希腊,平时人们把规矩当儿戏,开车逆行,偷税漏税,什么都敢干,可是疫情一来,性命攸关,政府变得极其强硬,不仅发布严厉的“禁足令”,而且招募新警察,购置新警车,日夜巡逻,街头巷尾都不放过,结果怎么样?一千万居民,死亡人数只有180人。

前途如何?记得一位美国作家讲过:人类只有通过战争和大灾难才会进步。这次灾难够大吗?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判断,要不了两三年,资本的冲动还是会占上风,政坛仍然是权力的角逐场,法国人还是个人自由第一,希腊人依然蔑视法规。

等待下一场灾难?

版权史专家、历史学家、法兰西学院奖得主雅克·彭贡潘(Jacques Boncompain):“禁足”课堂

“禁足令”打乱了我钟表般准确的生活规律:去教堂参加各种宗教活动,和文友们聚会交流写作经验。

每年春末夏初,我都会独自去法国中部的一个修道院“隐居自省”(retraite),然后去地中海滨的梅兹小镇避暑。疫情把我关在家里。

不料,几十年来被社交活动挤压的家庭生活获得了充分的空间。据说“禁足”期间夫妻吵架、家庭暴力大幅度增加,我的家里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。我从一个终日奔波、不见踪影的“隐形男”变成了须臾不离的“宅男”,我甚至展现了许多从未发现的“特长”:修理洗衣机、电视机。我和妻子居然静静地一起坐在电视前,共同欣赏一些有趣的节目,并交流看法,这可是一种“全新的气象”!可以说,“禁足”使我们重新相爱了!

“禁足”期间,我有时间读了一些多年来搁置案头的好书: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赌徒》、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等。

当然,我还是热切地盼望“解禁”,和子女重新欢聚,和教友重回教堂做弥撒。圣经教导我们:爱自己的同类(aimer son prochain),我们将遵守人与人之间的“社交距离”,但是万万不能把别人看作是“潜在的病毒”。

“拜新冠病毒之赐,”我的妻子打趣道,“我度过了两个月的幸福生活,找回了我‘正常的’丈夫。真可惜,我们结婚52年来没有‘禁足令’!”

这大概可以算是“恶之花”的当代版吧。

历史档案学家亨利·布吕纳蒂耶(Henri Brunetière):Infodemic——“信息瘟疫”

十九世纪末医学的突破性进步使人类大大增强了生存的信心;可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新冠病毒一下子摧毁了我们的信心,把人类打回恐惧自然的中世纪,纷纷禁足闭户。

与此同时,另一场瘟疫,已经悄然席卷全球,它就是以社交媒体为标志的“信息瘟疫”——Infodemic。

2004年“脸书”的问世,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网络2.0版,即社交媒体时代,即无距离、无时差的即时沟通时代。其对于人类的贡献,足可比历史上的印刷术、无线电和电视技术;可是它是一把双刃剑,当它迅速蔓延到全世界、全人类,带来的危害也是空前的。它的传播能力,比新冠强千百倍,其危害也更烈。所不同的是,信息瘟疫是“软刀子杀人”,中毒者往往自得其乐。

手指一动,信息就飞向千家万户,天涯海角,无远弗届。人们即是消费者,又是生产者,在每时每刻的狂欢中,处于亢奋状态,不知不觉失去了思考和分辨能力。

社交媒体凭借着“回音箱效应”和“蝴蝶效应”,导致Fake news充塞网络,各种“阴谋论”不胫而走,在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,它蛊惑人心,传播恐慌,撕裂族群,导致冲突。托克维尔所预言的“平等狂”正在网络上肆虐,各种怒气、怨恨无限制地发泄。“禁足”期间,某些社会名流在巴黎的豪宅或乡间别墅里高谈阔论,传到网上,引起大量吐槽,使得黄马甲运动凸显的法国社会“上层”和“下层”的对立冲突更为加剧;在地缘政治范畴,社交媒体被用作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,互相“摔锅”,新“冷战”的阴影正向我们逼近。一个小小手机,把各色各样的魔鬼召唤出来,搞得“周天寒彻”,它很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索。

诚然,对抗“伪新闻”的有力武器是信息透明,新近推出的“欧盟对抗伪新闻网”(EUvsDisinfo),用户只要把一条新闻输入,网站就会显示其真伪。但是对于主要依赖社交媒体获得、交流信息的青年人,官方的一切努力都是苍白的。

“太平洋咨询事务所”总经理,大学教授丹尼尔·阿贝尔(Daniel Haber):“民主的悖论”

危机如镜。这场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将法国人自相矛盾的“德性”暴露无遗。

经过“启蒙”运动的法兰西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,同时也养成了他们从不知足,不停抱怨的习性,导致政府无所适从。一方面反对“限制自由”,一方面指责“太过放纵”。人人要求政府采取“果断措施”,然而在“禁足”令面前,许多人并不严格执行,想方设法钻空子。他们高唱“一律平等”,却又强调地区“特殊性”。

法国人拥护民主,但又梦想有强有力的“全能领袖”,一旦出现,他们就会以民主的名义将他推翻……

退休教授,联合国顾问克罗德·赛里埃(Claude Cellier):病毒拷问人类

新冠病毒突如其来,一下子把越来越“原子化”、个人利益至上的民众推向了休戚与共的群体,越来越不关心政治,越来越同“国家”疏远的法国人突然感到依赖政府的必要。

确实,在岁月静好的时候,国家真的“没有用”,无非就是一个救济、纾困的机构,一个领取补贴、奖金的窗口,人们动辄批评执政者“武断”、“不公”、“无能”、“吝啬”。他们生活在“地中海俱乐部”一样的公民社会里,远离人世间的苦难,再怎么着“保姆”也不会把他们抛弃。

突然间,新冠病毒袭来。社会的作用削弱,国家的作用凸显,政府的权威加强。我们顿然醒悟:社会不仅仅是“独立、自由”的个体组成的,而且是命运相关、有共同利益的人们的集合体。人的生命成为首要问题,二战以来一直是重中之重的经济退居二线,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也需要做出让步。

然而,这一以生命超越自由,集体重于个体为特征的“国家的回归”能够持久吗?这仅仅是一时的让步还是群体的觉醒?它将会带来何种后果?国际协作的发展还是民粹情绪的宣泄?凝聚力的加强还是分裂主义的猖獗?大治还是大乱?改革还是革命?……

法国向何处去?民主制度向何处去?世界向何处去?

小小的新冠病毒正在拷问人类。

坎佩尔地区工商会前总经理欧伟立(Christian Avenard)

我曾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,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东西方和解,世界趋同的时代,1990年我在布列塔尼的坎佩尔创办了“欧亚管理学院”,就是这一理想的体现,我和鹿年曾在一起,为此做出了努力和贡献。

可是,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,特别是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横扫全球,无数志士仁人不懈努力构建的国际合作格局遭到毁灭性的冲击。

我年事已高,无力详细阐述,但是我相信你最能理解的想法和忧虑。

我感到茫然。

退休企业家居伊·圣日耳曼(GuySaint Germain)

2020年3月15日,在新冠疫情已经十分严重的时刻,法国政府依然决定进行市政府第一轮选举,这是一个极其草率、极其不负责任的措施,助长了疫情的扩散。这个事实说明:民主政治正在演变成政客政治,民选政府变成选民的尾巴。

从总统到总理,面对这场严峻的“战争”,经常出尔反尔。以口罩为例,一会儿说“不必要”,一会儿又说“强烈建议”,说来说去,两个月过去了,人们的口罩还没有着落。难道民主真的是低效的同义词吗?

(编辑:顾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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